三 竞争
作品:《幸福之路》 假如你问随便哪个美国人或英国商人,妨害他的人生享受最厉害的是什么,他一定回答说是“生活的斗争”。他这么说确是很真诚,并且相信是如此。这解释,在某一意义上是对的;在另一极重要的意义上是错的。不用说,生活斗争这件事是有的。只要不运气,我们之中谁都会遇到。康拉特小说中的主角福克就是一个例子:在一条破船上的水手中,只有他和另一个同伴持有火器;而船上是除了把别的没有武器的人作为食粮以外再没东西可吃了。当两人把能够同意分配的人肉吃完以后,一场真正的生活斗争开始了。结果,福克打倒了对手,但他从此只好素食了。然而现在一般事业家口中的生活斗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是他信手拈来的一个不准确的名词,用来使根本微末不足道的事情显得庄严的。你试问问他,在他的阶级里,他认识有几个人是饿死的。问问他,他的朋友们一旦破产之后遭遇到什么。大家都知道,一个破产以后的事业家,在生活的舒适方面,要比一个从来不会有钱到配破产的人好得多多。所以一般所谓的生活的斗争,实际是成功的斗争。他们从事战斗时所惧怕的,并非下一天没有早餐吃,而是不能耀武扬威盖过邻人。
可怪的是很少人明白下面这个道理:他们并非被一种机构紧抓着而无可逃避,无可逃避的倒是他们所瑞着的踏车,因为他们不曾发觉那踏车不能使他们爬上更高的一层。当然,我是指那些比较高级的事业场中的人,已有很好的收入足够藉以生活的人。但靠现有的收入过活,他们是认为可耻的,好比当着敌人而临阵脱逃一般;但若你去问他们,凭着他们的工作对公众能有什么贡献时,他们除了一大套老生常谈,替狂热的生活作一番宣传之外,定将瞠目不知所答。
假定有一个人,他有一所可爱的屋子,一个可爱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儿女。我们来设想一下他的生活看看。清早,全家好梦犹酣的时候,他就得醒来,匆匆的赶到公事房。在此,他的责任要他表显出一个大行政家的风度;他咬紧牙床,说话显得极有决断,脸上装得又机警又庄重,使每个人——除了公事房听差以外——都肃然起敬。他念着信稿叫人用打字机打下来,和各种重要人物在电话中接谈,研究商情,接着去陪着和他有买卖或他希望谈判一件买卖的人用午餐。同类的事情在下午继续进行。他疲倦不堪的回家,刚刚赶上穿衣服吃夜饭的时间。饭桌上,他和一大批同样疲乏的男人,不得不装做感到有妇女作伴的乐趣,她们还不曾有机会使自己疲倦呢。要几个钟点以后这个男人才获赦免,是无法预料的。末了他终于睡了,几小时内,紧张状态总算宽弛了一下。
这样一个男子的工作生活,其心理状态恰和百码竞走的人的相同;但他的竞走终点是坟墓,所以为百码的途程刚刚适配的精力集中,对于他却迟早要显得过分了。关于儿女,他知道些什么?平日他在办公室里;星期日他在高尔夫球场上。关于妻子,他知道些什么?他早上离开她时,她还睡着。整个的晚上,他和她忙着交际应酬,无法作亲密的谈话。大概他也没有心中契重的男友,虽然他对许多人装着非常亲热。他所知的春季和收获的秋季,不过是能够影响市场这一点;他也许见过外国,但用着厌烦得要死的眼睛去看的。书本于他是废物,音乐使他皱眉。他一年年的变得孤独,注意日益集中,事业以外的生活日益枯索。我在欧洲见过这一类的美国人在中年以后的境况。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游历,显然是她们劝服这可怜的家伙的,教他相信已经到了休假的时候,同时也该使娘儿们有一个观光旧大陆的机会。兴奋出神的母女环绕着他。要他注意吸引她们的特色。极度疲乏极度烦闷的家长,却寻思着此时此刻公事房里或棒球场上所能发生的事情。女伴们终于对他绝望了,结论说男人是俗物。她们从未想到他是她们的贪婪底牺牲者;实在这也并不如何准确,好似欧洲人对印度殉节妇女的看法并不如何准确一样。大概十分之九的寡妇是自愿殉夫的人,准备为了光荣,为了宗教的立法而自焚;美国事业家的宗教与光荣是多多的赚钱;所以他象印度寡妇一样,很乐意的忍受苦恼。这种人若要过得快乐一些的话,先得改变他的宗教。倘他不但愿望成功,并且真心相信“追求成功是一个男子的责任,凡是不这样做的人将是一个可怜的造物”;那末他总是精神过于集中,心中过于烦愁,决计快活不了。拿一件简单的事来说罢,例如投资。几乎个个美国人都不要四厘利息的比较稳当的投资,而宁愿八厘利息的比较冒险的投资。结果常有金钱的损失以及继续不断的烦虑和恼恨。至于我,我所希望于金钱的,不过是闲暇而安全。但典型的现代人所希望于金钱的,却是要它挣取更多的金钱,眼巴巴地望着的是场面,光辉,盖过目前和他并肩的人。美国的社会阶梯是不固定的,老是在升降的。因此,一切势利的情绪,远较社会阶级固定的地方为活跃,并且金钱本身虽不足使人伟大,但没有金钱确乎难于伟大。再加挣钱是测量一个人的头脑的公认的标准。挣一笔大钱的人是一个能干的家伙;否则便是蠢汉。谁乐意被认为蠢汉呢?所以当市场动荡不稳时,一个人的感觉就象青年人受考试时一样。
一个事业家的焦虑内,常有恐惧破产的后果的成分,这恐惧虽不合理,却是真切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亚诺·倍纳德书中的克莱亨格,尽管那样的富有,老是在担心自己要死在贫民习艺所里。我很知道,那些幼年时代深受贫穷的苦难的人,常常俱怕他们的孩子将来受到同样的苦难,觉得尽管挣上几百万的家私也难于抵御贫穷那大灾祸。这等恐惧在第一代上大抵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未尝过赤贫滋味的人就不会这样了。无论如何,惧怕贫穷究竟还是问题里面较小的与例外的因子。
过于重视竞争的成功,把它当作幸福的主源:这就种下了烦恼之根。我不否认成功的感觉使人容易领会到人生之乐。譬如说,青年时代一向默默无闻的一个画家,一朝受人赏识时,似乎要快乐得多。我也不否认金钱在某程度内很能增进幸福;但超过了那个程度就不然了。我坚持:成功只能为造成幸福的一分子,倘牺牲了一切其余的分子去赢取这一分子,代价就太高了。
这个弊病的来源,是事业圈内得势的那种人生哲学。在欧洲,别的有声威的团体的确还有。在有些国家,有贵族阶级,在一切的国家,有高深的技术人员;除了少数小国以外,海陆军人又是受到尊敬的人物。虽然一个人无论干何种职业总有一个争取成功的元素,但同时,被尊敬的并非就是成功,而是成功赖以实现的卓越(excellence)。一个科学家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他挣钱时并不比他不挣钱时更受尊敬。发见一个优秀的将军或海军大将的贫穷是没有人惊奇的;的确,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贫穷,一在某一意义上还是一种荣誉。为了这些理由,在欧洲,纯粹逐鹿金钱的斗争只限于某些社团,而这些社团也许并非最有势力或最受尊敬的。在美洲,事情就不同了。公役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太小了,毫无影响可言。至于高深的技术,没有一个外行能说一个医生是否真正懂得很多医学,或一个律师是否真正懂得很多法律,所以从他们的生活水准上来推测他们的收入,再用收入来判断他们的本领学识,要容易得多。至于教授,那是事业家雇用的仆人,所以不比在较为古老的国家内受人尊敬。这一切的结果是,在美国,专家模仿事业家,却绝不能象在欧洲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的社团。因此在整个的小康阶级内,那种为金钱的成功所作的艰苦的斗争,没有东西可以消解。
美国的男孩子,从很小时起就觉得金钱的成功是唯一重要的事,一切没有经济价值的教育是不值一顾的。然而教育素来被认为大部分是用以训练一个人的享受能力的,我在此所说的享受,乃是指全无教育的人所无法领略的,比较微妙的享受。十八世纪时,对文学、绘画、音乐能感到各别的乐趣,算是“缙绅先生”的特征之一。处于现代的我们,尽可对他们的口味不表同意,但至少那口味是真实的。今日的富翁却倾向于一种全然不同的典型。他从不看书。假如他为了增高声名起计而在家里造一间绘画陈列室时,他把选画的事完全交托给专家;他从画上所得的乐趣并非是观赏之乐,而是旁的富翁不复能占有这些图画之乐。关于音乐,碰到这富翁是犹太人的话,那他可能有真正的欣赏;否则他在这方面的无知,正如他在旁的艺术方面一模一样。这种情形,结果使他不知如何应付他的闲暇。既然他越来越富,挣钱也越来越容易,最后,一天五分钟内所挣来的钱,他简直不知怎样消费。一个人成功的结果,便是这样的仿徨失措。“把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这观念在你心中存在多久,悲惨的情形也存在多久。成功底实现势必令你挨受烦闷的煎熬,除非你先懂得怎样去处置成功。
竞争底心理习惯,很易越出范围。譬如,拿看书来说。看书有两个动机,一个是体会读书之乐,另外一个是作夸口之用。美国有一种风气,太太们按月读着或似乎读着某几部书;有的全读,有的只读第一章,有的只读杂志上的批评,但大家桌上都放着这几部作品。可是她们并不读巨著。读书俱乐部从未把《哈姆雷德》或《李尔王》列入“每月选书”之内,也从没一个月显得需要认识但丁。因此她们的读物全是平庸的现代作品而永远没有名著。这也是竞争的后果之一,不过这或者并不完全坏,因为这些太太们,倘不经指导,非但不会读名著,也许会读些比她们的文学牧师或文学大师代选的更糟的书。
现代生活所以如是偏重子竞争,实在和文化水准的普遍的低落有关,就象罗马帝国时代奥古斯丁大帝以后的情形一般。男男女女似乎都不能领会比较属于灵智方面的乐趣。譬如,一般的谈话艺术,为十八世纪的法国沙龙磨炼到登峰造极的,距今四十年前还是很活泼的传统。那是一种非常优美的艺术,为了一些渺茫空灵的题材,使最高级的官能活跃。但现代谁还关切这样有闲的事呢?在中国,十年以前这艺术还很昌盛,但恐民族主义者的使徒式的热诚,近来早已把它驱出了生活圈。五十年或一百年前,优美的文学智识,在有教育的人中间是极普遍的,如今只限于少数教授了。一切比较恬静的娱乐都被放弃。曾经有几个美国学生陪我在春天散步,穿过校旁的一座森林,其中满着鲜艳的野花,但我的向导中间没有一个叫得出它们的名字,甚至一种野花都不认识。这种智识有什么用呢?它又不能增加任何人的收入。
病根不单单伏在个人身上,所以个人也不能在他单独的情形内阻止这病象。病根是一般人所公认的人生哲学,以为人生是搏斗,是竞争,尊敬是属于胜利者的。这种观点使人牺牲了理性和思悟,去过度的培养意志。或许我们这么说是倒果为因。清教徒派的道学家,在近代老是大声疾呼的提倡意志,虽然他们原本着重的是信仰。可能是,清教徒时代产生了一个种族,它的意志发展过度,而理性与思悟却被抛在一边,所以这种族采取了竞争的哲学,以为最适合它的天性。不问竞争的起源究竟如何,这些爱权势不爱聪明的现代恐龙,的确有了空前的成功,普遍地被人模仿:他们到处成为白种人的模型,这趋势在以后的百年中似乎还要加强。然而那般不迎合潮流的人大可安慰,只要想到史前的恐龙最后并未胜利,它们互相残杀,把它们的王国留给聪明的旁观者承受。我们现代的恐龙也在自杀。平均而论,他们之中每对夫妇所生的儿女不到两个;他们对于人生并没有相当的乐趣可使他们愿望生男育女。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清教徒派的祖宗那里承袭下来的过度的狂热哲学,似乎并不适合这个世界。那批对人生的瞻望使他们如是不快,以致不愿生孩子的人,在生物学上看来是受了死刑的宣判。多少年后,他们一定要被更快乐更欢畅的人替代。
竞争而当作人生的主体,确是太可怕,太执拗,使肌肉太紧张,意志太专注;倘用作人生的基础的话,决不能持续到一二代。之后,定会产生神经衰弱,各种遁世现象,和工作同样紧张同样困难的寻欢作乐,(既然宽弛已成为不可能,)临了是因不育之故而归于灭亡。竞争哲学所毒害的,不止工作而已,闲暇所受到的毒害也相等。凡能恢复神经的,恬静的闲暇,在从事竞争的人看来是厌烦的。继续不断的加速度变得不可避免了,结果势必是停滞与崩溃。救治之道是在“保持生活平衡”这个观念之下,接受健全而恬静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