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还是肮脏的，腥臭的，腐败透顶的种族主义论调率先发言。
    无论大家承认与否，无论主流观念如何让去引导，种族主义言论自始自终都没有从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真正的消失过。无论是标榜着“皿煮石油”的花旗国，还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种花家，亦或者是白左圣母们充斥着的欧洲各国，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始终存在。
    人多的歧视人少的，富裕的歧视贫穷的。在国际层面上有国家歧视，比方说脑子中有“地球上只有两个国家：花旗国和外国”这种观点的花旗人；一个面积颇大的国家内部的地域歧视，比方某些“豫省人不好，爱偷东西”；再比如键盘侠的某些地图炮，粤省黑鬼没好人啦等等，都是歧视的表现。这个解决不了，也没用不着解决。因为人们天生便具备着攀比的属性，而攀比中落败的一方往往会因为过于脆弱的自尊心（自卑）而将胜利者的某些炫耀行为当做是所谓的歧视了。
    因此，对于“歧视”这个问题，大家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看的太重——谁这辈子还没骂过人是咋地。玻璃心要不得。
    人种，不管愿不愿意承认，统治花旗国的人和统治大不列颠的人就是一个族群。有相同的祖先，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字以及相近的文化信仰。
    这一点上将会以华人为主的薛氏集团所比拟不了的。
    除非他想当个香蕉人——即便是香蕉人依然改变不了大部分白人脑子中的偏见。
    全世界的人都愿意抱团——这是人类在进化中获得的教训。白人统治下的北美先天对欧洲白人具备很强的吸引力，而对相貌语言完全不同的东方人抱有警惕：这同样不是什么一张写着法律两个字的纸就能够改变的现实。
    这就注定了北美华人要比北美白人混的艰辛。
    不同于没有野心混日子的黑人，在东亚平原这个蛊盆中厮杀存活下来的华夏人天生便有扩张和统治其他民族的欲~望，而视受其他民族统治为奇耻大辱——亡国奴是也。
    古代的华夏人独占了全天下（以当时的世界观）唯一的沃土，并将其命名为中原。视中原四周的土地为荒野蛮邦，自己为天朝上国。这一特点也被深受华夏所影响的高丽和东瀛两族人民所继承。在世界民族大迁徙中，华夏，东瀛，高丽三族聚居地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色——在三族的聚居区内几乎看不到当地的元素，陌生者来到这里会认为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国家。
    相比较欧洲人更善于融入当地（这也有基督教文化类同的原因），东亚民族更擅长去改造当地。他们可以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美洲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改造的和自己家乡差不多。民族特色做的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好。
    这固然更容易团结内部，但也同样拒绝的外部，平白的增加了许多烦恼。
    相比较欧洲，华夏东瀛高丽三族内战算少的，比方说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他们中间的差异性远远小于汉族山东人和广东人之间的差异性，但却分裂成n多小民族，然后天天的打来打去。类似的还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从现代民族学角度来考虑，他们说是一个民族也不为过。信仰，语言，文字，文化，历史传说都有相当大的共同性，然而他们就是凑不到一起——乌克兰语和俄语之间的差异总不会比汉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还大吧。
    所以所华夏擅长内斗的人都是文盲。
    拒绝的当前世界的中心欧洲，以花旗国原本的经济制度能有多大发展可想而知。而如果不拒绝欧洲，花旗酱本身是能发展了，华人在花旗国的命运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是一个没有备用选项的选择题。
    而从人种上来讲，华人是比白人和黑人更适合塑造然后烧制成型的。
    相比较黄种人，在寒冷天气中进化而来的白种人刚性明显较强，这一点从他们屡次的造反革~命中就能够体现出来。白人是豪爽的，无畏的，生活在冰雪森林中的野人们的后裔对生死有着于其他人类文明完全不同的理解，过度的强制往往引发的不是进步而是反抗。他们对人生充满激~情但缺乏韧性和忍耐力。
    黑人们则明显是韧性和忍耐过了头，他们相比较其他的人极其适应强制（当然无论什么民族中总会是有些与众不同的人，这里仅仅包括大部分有此特点的人），但他们的适应性过了头，以至于严重缺乏主观能动性——不强制他们，没有忍饥挨饿的时候这些人是不会去劳动的，他们的祖先就没有这个生存习惯。热带总是到处都是食物，不需要思考下一个雨季来临之前的事情。
    事实上，就像是改革开放后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兔子一样，十九世纪末期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花旗同样是以低级工业品硬生生的推上工业鸡地屁世界第一的宝座的。
    钢产量世界第一——自家战列舰建造用的装甲钢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和授权生产。
    机械制造世界前列——同样吨位的船，英国能用三分之二的马力就达到一样的速度。
    所谓的科学技术进步：包括电灯电话在内，花旗酱绝大部分的所谓科技成果都是应用技术，与其说是科学家不如说是工程师。在现代物理学，数学，化学等基础科学上几乎是毫无建树。
    真正的属于世纪之交时期的高精尖的东西，花旗酱没有一样能够造的出来。
    花旗酱能够执资本主义世界牛耳的时候，已经是二战之后的事情了。而经济自由主义本身在1929年就已经破产，市场选择了自我灭亡。所谓“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的金融市场本质上并不能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的真实情况。现代金融市场本质是一个投机场所——尽管它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抱着焦聚资金和反映经济情况而设立的。但是聪明的人类改变了设立这个市场的初衷，将其变成的快速敛财的工具。它利用人们妄求一夜暴富的心里，将大量社会资金吸引进这个数字游戏中来。金融大豪们经过某些类似欺骗，诱惑等不正当手段让一些原本没有价值的东西变得拥有虚幻的高价，收割普通人辛苦劳动后创造出来的财富。而这些被收割了的财富有的变成了资本重新投入生产链条中——这算好的；有的却被深深的埋藏起来，永远的离开了流通领域。
    市场是盲目的，冲动的，因为组成市场最关键的元素——人的本身便是盲目的冲动的。
    在经济火热指数高涨的时候，盲目的投机者会去追逐更高；而当气泡被戮破指数暴跌的时候，先前追涨的同一批人选择的是恐慌逃窜，他们不会集合起来去抵抗——市场就是一盘散沙。
    可以说胡佛——罗斯福新政本质上就是否定自由经济政策，运用公权力强行干预市场运作，凯恩斯经济取代了自由经济，但是这一点民国26年的常志清是不明白的，他对经济的理解还停留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效果明显，和后世的很多抨击新政的歪屁~股经济学家不同，准外行的薛贵可以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这个政策。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公权力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之前的自由经济时代，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危机的规模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产生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而在国家干预盛行之后，经济危机虽然发生的同样频繁，但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却被遏制住了。一直到老薛穿越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对整个世界造成什么转折性的影响。
    最严重的一次也不过是干掉了黄金美元而已。和大萧条引爆世界大战这种危机比起来，都是毛毛细雨。
    面对精明的伍淮安和邓协兴，薛小贵并没有费劲巴拉的去找理由说服他们，他只是将他在后世中经历过的，看到的，自己想到的猜测的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交由两个大佬去分析。